①

前天下午，记者在金华广福医院肾内科采访。肾内科主任徐小君正在办公桌前埋头整理东西。这时，科室一个年轻医生走进来，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没说。徐小君抬起头，“有什么事？”

“主任……”那位医生吞吞吐吐，“3床的病人，已经欠了2000多块钱了，家里也借不到钱……”

徐小君用手扶了扶银色的无框眼镜，深吸了口气，说：“单子拿来我签字吧。”

年轻医生有些不忍，“主任，这样的单子你今年已经签了好几张了。要不，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徐小君没理他，重新开始整理东西。

我跟出门去，追上那位年轻医生，“这是怎么回事？”

②

那个病人，今年28岁，急性肝、肾衰竭住院，家里穷，没有医保。为了治疗，家里早就山穷水尽。

年轻医生跟我说，这个医人只有继续做血液透析，才有机会康复。他还这么年轻，总不可能就这样放弃不治了。可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治疗总是要花钱的。

“主任签了这个字，意识着要为那3000多元医药费做担保。如果那个病人中途‘跑’了——这样的事又不是没发生过，这些钱，就得主任私人拿出来填上。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有些吃惊。难道，这样的事徐小君经常做？

③

实际上，从医18年，徐小君已经记不清，自己为病人垫付过多少次钱了。他不愿说这些事。在这个灰蒙蒙的午后，他倒是抽了点时间，跟我聊起了10多年前另外的一件事。

他说，至今想起来，仍然有些愧疚。

那年我25岁， 在市中医院肾内科上班，刚工作不久。帮病人垫钱这种事，带我的老师和科室的主任都经常做。一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这是在工作，不是做慈善。”当时我心想，如果是换作我，肯定不会干的。

第二天，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有点猝不及防。

那个男病人38岁，农村的，家里刚造了新房，欠了10多万元的债。可偏偏这个时候，本是家里顶梁柱的他，查出了尿毒症。

这个病，想要活下去，就得坚持做血透。

治疗了几个月，他欠的债更多了，渐渐地，从原先的每周两三次血透，到隔三差五来一趟。最后，他干脆不来了，最后一次，是病倒了需要抢救，被抬到医院来的。

他实在拿不出钱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学费都没着落。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做一次血透要580元，对那个男人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有一天，病人的爸爸找到我，他头发已经花白了，哀求说，“医生，能不能帮帮忙钱先欠着，让他挺过这关再说，他还年轻……”

还没说完，老人就哭了起来，满是皱纹的手捂住脸，全身颤抖。

说实话，我很同情这一家人，但当时自己每个月就2000多元的收入，还在筹钱买房子准备结婚，生活压力很大。

我摇摇头拒绝了老人。现在想想，还真是绝情。

④

十多年过去，老人绝望的眼神，徐小君仍历历在目。老人失魂落魄地说，“你帮我跟我儿子说吧，我开不了口。”

徐小君硬着头皮去了。

他至今记得，那是在血透室候诊室的走廊里，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只能坐在轮椅上。“我走过去，那个30多岁的大男人噗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医生，你给我做一次，就做最后一次’。”

可是，帮得了一次，帮不了二次，他的病只要几天不血透，就没救了。

“我很愧疚，无法帮他，也无法面对自己不帮他。”徐小君逃一般地离开，躲在厕所里抹起了眼泪。

后来，那个病人再也没有来过医院。

⑤

2010年，一直怀着愧疚之情的徐小君，终于得到“救赎”。此时，他已经是金华广福医院肾内科主任。

有个尿毒症病人，40岁出头，家里养了几十亩珍珠蚌，境况本来还不错。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由于某些原因，突然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

一个午后，病人找到徐小君，“医生，能不能帮忙垫下医药费，年底就还你。”

徐小君还没回答，那个男人又说，“我只是想多陪老婆几年，年轻时家里太穷，她一直陪着我。”

这个重情重义的男人，我得帮他。徐小君想，他在病人的透析单上签了字。

到年底的时候，这个病人信守承诺，和妻子一道，千恩万谢来还了钱。

⑥

从那以后，遇到确实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徐小君总会伸出援手。

他已经记不清，这些年来，自己帮多少人签了字。每年大概总有一两万元。像本文开头签的那种单子（这种算是风险比较大的），今年就签了三四张。

有些病人，是知根知底的，连签字都不用，直接掏出现金给对方，让他们去付款。这些钱，一般都能收回来。

我向科室里其他的医生偷偷打听，这些年，徐小君到底帮病人垫过多少钱？“加起来六七万元总是有的，最多的一次，我记得垫了一万多。”一位医生说，每年年末都会结算，“徐主任自己应该最清楚了。”

实际上，徐小君自己并不清楚，或许说他不愿意说。“往年的事，过去了就忘了。”他笑着说，“幸好，大多数钱都还回来了。要不然，我老婆可不会放过我。”

⑦

2015年，由于经常帮助病人，徐小君被评为这一年的“金华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