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忠福
近年来，在中国一些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已成为“走出去”的主体，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别占各省的97％、70％、65％和53％。其中，仅笔者所在的浙江省，已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2980家。
依笔者之浅见，中国民企走出去不应只是企业的个体行为，还应成为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应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唯如此，方能推动经济更持续的发展。
然则近一两年，中国民营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一方面则在于国内的相关政策。
最缺人才和金融政策
目前鼓励“走出去”的规划、政策相对宽泛，操作性不强，审批限制多，在财务税收方面也少有像对待外资那样的鼓励政策。
发达国家的政府服务意识非常强，每次政府总理或者部长等出访，都会带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与到访国家进行商业谈判、签单合作，而政府则成为合作的见证人，并在需要时充当公关角色。二战以来，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一套走出去的组合拳，民企走出去有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支持。如今看来，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反观中国现状，则有不少国际化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每年都有很多涉外人员退休。而在其他国家，不少退休的外事人员又被企业返聘，在国际市场问题上给予企业一些建议。中国应该有相关政策鼓励这些人才进入民企，为民企走出去出谋划策。
另外，对刚刚走出国门的企业来说，初到一个全新的市场环境，资信的建立需要时间，从当地获得资金难度相当大，资金障碍成为关系到“走出去”企业能否在异国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非洲等国家，中国的银行在当地网点很少，服务业单一，很多中国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现金交易。
笔者所在的跨国工程承包行业，就存在十分现实的问题：一是民营企业难以承建国家对外优惠贷款项目；二是金融政策配套支持力度不够。进出口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筹资成本高，影响到对“走出去”项目的支持。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补充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以增强进出口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设立专门领导机构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制造业大国如德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较大，但国际收支平衡比较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量的对外投资，消化了大量货物贸易的顺差。中国要继续促进收支平衡，必须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快《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制定，使海外投资能够建立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基础上。
笔者还建议，中国政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大国战略进行评估，包括高技术、电信、石油、煤炭、钢铁、金融等产业的国际化竞争等，依此来制定支持民企走出去的政策，使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同时，政府应进一步研究财政税收、金融外管、工商海关等配套政策措施，建立企业“走出去”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对国家鼓励的对外投资项目、国别，取消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在国家层面，设立企业“走出去”的专项领导机构，结合未来的“十二五规划”制定民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规划。
如前文所述，已经或准备“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文化差异、劳资差异、管理差异、技术差异带来的不适应与被动，这需要政府从战略层面采取适当的方式，迅速缩小其管理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差距，从而提高它们“走出去”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作者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连续多年入福布斯富豪榜
（来源：联合早报网）
近年来，在中国一些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已成为“走出去”的主体，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别占各省的97％、70％、65％和53％。其中，仅笔者所在的浙江省，已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2980家。
依笔者之浅见，中国民企走出去不应只是企业的个体行为，还应成为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应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唯如此，方能推动经济更持续的发展。
然则近一两年，中国民营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一方面则在于国内的相关政策。
最缺人才和金融政策
目前鼓励“走出去”的规划、政策相对宽泛，操作性不强，审批限制多，在财务税收方面也少有像对待外资那样的鼓励政策。
发达国家的政府服务意识非常强，每次政府总理或者部长等出访，都会带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与到访国家进行商业谈判、签单合作，而政府则成为合作的见证人，并在需要时充当公关角色。二战以来，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一套走出去的组合拳，民企走出去有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支持。如今看来，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反观中国现状，则有不少国际化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每年都有很多涉外人员退休。而在其他国家，不少退休的外事人员又被企业返聘，在国际市场问题上给予企业一些建议。中国应该有相关政策鼓励这些人才进入民企，为民企走出去出谋划策。
另外，对刚刚走出国门的企业来说，初到一个全新的市场环境，资信的建立需要时间，从当地获得资金难度相当大，资金障碍成为关系到“走出去”企业能否在异国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非洲等国家，中国的银行在当地网点很少，服务业单一，很多中国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现金交易。
笔者所在的跨国工程承包行业，就存在十分现实的问题：一是民营企业难以承建国家对外优惠贷款项目；二是金融政策配套支持力度不够。进出口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筹资成本高，影响到对“走出去”项目的支持。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补充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以增强进出口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设立专门领导机构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制造业大国如德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较大，但国际收支平衡比较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量的对外投资，消化了大量货物贸易的顺差。中国要继续促进收支平衡，必须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快《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制定，使海外投资能够建立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基础上。
笔者还建议，中国政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大国战略进行评估，包括高技术、电信、石油、煤炭、钢铁、金融等产业的国际化竞争等，依此来制定支持民企走出去的政策，使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同时，政府应进一步研究财政税收、金融外管、工商海关等配套政策措施，建立企业“走出去”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对国家鼓励的对外投资项目、国别，取消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在国家层面，设立企业“走出去”的专项领导机构，结合未来的“十二五规划”制定民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规划。
如前文所述，已经或准备“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文化差异、劳资差异、管理差异、技术差异带来的不适应与被动，这需要政府从战略层面采取适当的方式，迅速缩小其管理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差距，从而提高它们“走出去”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作者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连续多年入福布斯富豪榜
（来源：联合早报网）
浙公网安备330106020004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