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浙江民营企业所面对的第一次危机，对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浙江著名民企来说，这次危机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也许是波澜不惊，但在这些企业“掌门人”的内心，眼看着那些世界百年老店无可挽回地倒下，难免有商道沧桑之感。
于是，就有了这次记者与部分著名民营企业“掌门人”的对话，希望以此了解他们眼中的危机和他们的应对之策。
危机中，我们学会了什么？
记者：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政府监管疏失、金融创新过度、自由市场失灵……不知道企业老总们怎么看待这次危机的原因？
李如成(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给这次危机总结了三条教训，不知道对不对。一是有人迷失了前进方向，自古以来劳动创造财富，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两者比例要合适；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缺失，越是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监管；三是企业高管在利益诱惑前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水准。所以雅戈尔有一条规矩，就是员工的工资增幅一定要高于高管的薪酬增幅。
南存辉（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我看本质原因就是一个“贪”字，华尔街太贪婪了。在任何一个领域，钱都是赚不完的，赚钱绝不是做企业的最终价值取向。
记者：那么，经历了这场危机，你们原有的一些想法是否有些改变？
李如成：来一次危机就好比给我们上一次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次教会了我控制资产负债比，这次危机也改变了我原来的一些目标。此前，我的目标是把雅戈尔做到最大，现在想法变了，对企业来说，最大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优、最安全才最重要。
楼忠福（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建筑行业过去签合同的时候，习惯看产值多少，而现在，我们最看重的是“利润增长”，这是这次危机给广厦在管理上带来的最大变化。现在我常跟广厦的人说，做企业，做大不如做强，做强不如长盛不衰，打造一个健康的企业内部体系，比有一个庞大的外壳来得更重要。接下去广厦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我们提出要做品牌，要逐渐改变过去卖期房的售房模式，要卖实体房，用真正的品质把广厦这个品牌做响亮。
南存辉：要做好自己擅长的行业，而不一定要选择最赚钱的行业，这是我的总结，也是我一向来所遵循的原则。这两天我在看一篇南怀瑾的文章（南存辉这时打开手上那叠他之前一直捏着的厚厚文件夹，在一叠报表中间翻出一页A4纸上打印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记者注）。心静很重要，这一点和我们做企业的道理是相通的，只有静下来安心做一件事，企业的生存才会持久。做事情，要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优势在哪里。正泰的方向就是以“电”为主线走专业化道路。有些人觉得现在正泰在做光伏产业是涉及了新领域，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参与到了电力这一整条产业链当中，仍然是在做电力产业，这个基础没有变。
记者：投资经营决策灵活多样，应该说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但是这次危机中，一批主业很不错的企业，包括许多龙头企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都是他们在投资上出现了资金问题影响了主业的正常运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失败？
邱建林（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战略分析很重要。不要认为哪里赚钱快，就往哪里投。前一轮翻船的许多企业，我看了一下，本来主业发展都没问题，但是做着做着他们发现，光买卖材料也可以赚钱，于是就把方向做偏了，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方向是什么。实际上，绝大多数做制造业起家的浙商，并不是做短期投资的专家，碰到敏感时期，看不清局势，来不及反应，资金链就遇到了问题。
记者：那么恒逸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做投资方向上的调整？
邱建林：我们也有。在恒逸，有一个由我直接领导的投资发展部，里面6个人，有证券分析师、金融分析师、石油钢铁价格分析师，全都是硕士以上学历，这些人平时看起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行情，盯盯股票。给他们一笔钱做投资，我没指望他们买卖股票赚钱，而是想通过涉入这些投资领域，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环境，发挥一个战略分析的作用。所以，去年我们一发现国际原料价格不对，做决策就很果断，3天就完成了经营策略的调整。前不久，我还挖了一个高参过来，为他一个人，我每年50万元投入，就是让他全世界到处跑，探听全球的经济形势。据我所知，浙商里面愿意往这些方面投钱的人并不多。
民企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什么？
记者：“文化基因”和政府的“不阻止”，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良好生态因素。你觉得民企现在哪些方面需要政府的帮助？
邱建林：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当初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了，企业所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需要政府能够主动“让利于民”帮助民营企业，不要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目前民企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直接投钱给自己，而是希望在政策上能够给民企多打开一些发展空间，比如说放开一些民企原来无法涉足的行业，帮助民间资本找到出口。
李如成：4万亿投资在非常时期稳住了中国经济，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一些本来就该放开的行业，要谨防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毕竟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未必是最高的。
记者：说到民间资本，最近有媒体报道，2009年欧美主要奢侈品市场将衰退20%，但中国是唯一奢侈品市场正增长的市场。对于这一现象怎么评价？
南存辉：因为有钱人看不到投资的方向，所以只好去买奢侈品。温州人不太会浪费太多的钱在物质消费上，如果有机会赚钱，他们宁愿把钱放到能“生”钱的地方。所以说，奢侈品市场繁荣的现象，我感觉反而是一种负面的表现。
当务之急，我认为国家应该开放一些领域，让民间资本有机会进入，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才能让中国经济“实”火而不是“虚”火。
记者：关于这一点，国家发改委近期就提出了一份旨在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电信、金融、城市水务等垄断性、公益性领域，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和信贷支持力度和信用担保，明确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科教文卫等非营利性领域，并支持拓宽民营企业在营利性行业的投资力度等。对于民间投资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好的信号。
楼忠福：我年初去北京开会，中央的许多官员给我们打气，关于恢复经济其中有一条清楚的思路，就是“用自己的钱，自己搞自己的”。我当时就猜测，中央应该会将民间资本考虑进去，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拥有这样的实力，但需要政策上做好引导。
李如成：要引导民间投资，政府不可能拿钱去买订单，而需要在政策上进行促进，我想这应该是《20条意见》的作用所在。
（来源：浙江日报）
于是，就有了这次记者与部分著名民营企业“掌门人”的对话，希望以此了解他们眼中的危机和他们的应对之策。
危机中，我们学会了什么？
记者：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政府监管疏失、金融创新过度、自由市场失灵……不知道企业老总们怎么看待这次危机的原因？
李如成(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给这次危机总结了三条教训，不知道对不对。一是有人迷失了前进方向，自古以来劳动创造财富，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两者比例要合适；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缺失，越是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监管；三是企业高管在利益诱惑前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水准。所以雅戈尔有一条规矩，就是员工的工资增幅一定要高于高管的薪酬增幅。
南存辉（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我看本质原因就是一个“贪”字，华尔街太贪婪了。在任何一个领域，钱都是赚不完的，赚钱绝不是做企业的最终价值取向。
记者：那么，经历了这场危机，你们原有的一些想法是否有些改变？
李如成：来一次危机就好比给我们上一次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次教会了我控制资产负债比，这次危机也改变了我原来的一些目标。此前，我的目标是把雅戈尔做到最大，现在想法变了，对企业来说，最大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优、最安全才最重要。
楼忠福（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建筑行业过去签合同的时候，习惯看产值多少，而现在，我们最看重的是“利润增长”，这是这次危机给广厦在管理上带来的最大变化。现在我常跟广厦的人说，做企业，做大不如做强，做强不如长盛不衰，打造一个健康的企业内部体系，比有一个庞大的外壳来得更重要。接下去广厦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我们提出要做品牌，要逐渐改变过去卖期房的售房模式，要卖实体房，用真正的品质把广厦这个品牌做响亮。
南存辉：要做好自己擅长的行业，而不一定要选择最赚钱的行业，这是我的总结，也是我一向来所遵循的原则。这两天我在看一篇南怀瑾的文章（南存辉这时打开手上那叠他之前一直捏着的厚厚文件夹，在一叠报表中间翻出一页A4纸上打印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记者注）。心静很重要，这一点和我们做企业的道理是相通的，只有静下来安心做一件事，企业的生存才会持久。做事情，要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优势在哪里。正泰的方向就是以“电”为主线走专业化道路。有些人觉得现在正泰在做光伏产业是涉及了新领域，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参与到了电力这一整条产业链当中，仍然是在做电力产业，这个基础没有变。
记者：投资经营决策灵活多样，应该说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但是这次危机中，一批主业很不错的企业，包括许多龙头企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都是他们在投资上出现了资金问题影响了主业的正常运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失败？
邱建林（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战略分析很重要。不要认为哪里赚钱快，就往哪里投。前一轮翻船的许多企业，我看了一下，本来主业发展都没问题，但是做着做着他们发现，光买卖材料也可以赚钱，于是就把方向做偏了，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方向是什么。实际上，绝大多数做制造业起家的浙商，并不是做短期投资的专家，碰到敏感时期，看不清局势，来不及反应，资金链就遇到了问题。
记者：那么恒逸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做投资方向上的调整？
邱建林：我们也有。在恒逸，有一个由我直接领导的投资发展部，里面6个人，有证券分析师、金融分析师、石油钢铁价格分析师，全都是硕士以上学历，这些人平时看起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行情，盯盯股票。给他们一笔钱做投资，我没指望他们买卖股票赚钱，而是想通过涉入这些投资领域，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环境，发挥一个战略分析的作用。所以，去年我们一发现国际原料价格不对，做决策就很果断，3天就完成了经营策略的调整。前不久，我还挖了一个高参过来，为他一个人，我每年50万元投入，就是让他全世界到处跑，探听全球的经济形势。据我所知，浙商里面愿意往这些方面投钱的人并不多。
民企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什么？
记者：“文化基因”和政府的“不阻止”，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良好生态因素。你觉得民企现在哪些方面需要政府的帮助？
邱建林：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当初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了，企业所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需要政府能够主动“让利于民”帮助民营企业，不要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目前民企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直接投钱给自己，而是希望在政策上能够给民企多打开一些发展空间，比如说放开一些民企原来无法涉足的行业，帮助民间资本找到出口。
李如成：4万亿投资在非常时期稳住了中国经济，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一些本来就该放开的行业，要谨防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毕竟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未必是最高的。
记者：说到民间资本，最近有媒体报道，2009年欧美主要奢侈品市场将衰退20%，但中国是唯一奢侈品市场正增长的市场。对于这一现象怎么评价？
南存辉：因为有钱人看不到投资的方向，所以只好去买奢侈品。温州人不太会浪费太多的钱在物质消费上，如果有机会赚钱，他们宁愿把钱放到能“生”钱的地方。所以说，奢侈品市场繁荣的现象，我感觉反而是一种负面的表现。
当务之急，我认为国家应该开放一些领域，让民间资本有机会进入，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才能让中国经济“实”火而不是“虚”火。
记者：关于这一点，国家发改委近期就提出了一份旨在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电信、金融、城市水务等垄断性、公益性领域，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和信贷支持力度和信用担保，明确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科教文卫等非营利性领域，并支持拓宽民营企业在营利性行业的投资力度等。对于民间投资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好的信号。
楼忠福：我年初去北京开会，中央的许多官员给我们打气，关于恢复经济其中有一条清楚的思路，就是“用自己的钱，自己搞自己的”。我当时就猜测，中央应该会将民间资本考虑进去，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拥有这样的实力，但需要政策上做好引导。
李如成：要引导民间投资，政府不可能拿钱去买订单，而需要在政策上进行促进，我想这应该是《20条意见》的作用所在。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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