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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崛起 任重道远

Time:2005-03-02

   由香港商报主办的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与中国国力崛起论坛暨《中国力量》首发式,20041216日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中联办副主任郭莉、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吴海龙、香港政制事务局副秘书长雷洁玉、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兼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张浚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陈有庆、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会长许智明、香港商界知名人士方润华、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李祖泽、香港作家联会主席朱莲芬等多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特区和海外的官员、学者及企业家欢聚一堂,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过去20多年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贡献、民营企业的艰苦创业历程、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等等,以及下一个10年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使命、责任和发展前景等诸多问题进行研讨,并就中国企业家群体就是中国力量达成共识。
  广厦控股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总裁楼明、董事局副主席楼江跃、常务副总裁何勇、党委书记卢志信等专程赴香港出席。
    
  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与中国国力崛起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在盛赞中国国力迅速崛起之时,亦认为中国企业家不仅是中国过去也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本以中国企业为个案剖析其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成长的《中国力量》所展示的广厦集团及其领导者楼忠福适应环境、艰辛创业的历程,让与会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力量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楼忠福在北京被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成为国内首次表彰的百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建设者之一。今年初,2004年中国最具生命力企业百强排名揭晓,广厦名列第15位,是最具生命力的第二家浙江企业。
  20年,楼忠福这位中国内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把一个小小的乡镇建筑工程队发展为一个资产和营业额接近200亿元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打动人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创业发展故事,更是他卓越而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
  杂牌军整编成正规军
  大浪淘沙,不知道有多少失败的企业瞬间而逝。人们相信,成功的企业无不得益于机遇的垂青。但把握重要的机遇对企业家来说同样是一种挑战。
  上世纪80年代,楼忠福嗅到企业改革的机遇,大刀阔斧地改革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让一个长期徘徊不前的乡镇建筑队一下子获得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不久,面对经济调整的外部环境,他对企业进行了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耗巨资培训技术骨干、优化工程设备、加强企业管理,使杂牌军变成了正规军,企业资质升级,在整顿中反而站稳了脚跟。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抓住改革有利时机,及时成立了全省首家以建筑业为主体、集科工贸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成为一定规模的集团军。随后,又占股份制改革先机,成为全国首批以建筑业为主体的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企业。
  这些重大机遇让广厦后来抓住了更多的机遇。1997年广厦在上海证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建设部推荐的中国建筑行业第一股。利用资金优势,抓住国企改革机遇,不断参与国企改制,渗透国内外市场。在把握建筑主业的同时,瞄准机遇,进入有潜力的房地产、文化传媒、旅游等其他产业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
  由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和驾驭能力的不断提升,使广厦不仅顺利度过了市场的低潮和高潮,而且在竞争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优势。
  天下都是我市场
  广厦从做建筑起家,直到今天仍然以建筑为主业。由《建筑时报》和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简称《ENR》)首次联合推出的“2004年中国承包商、工程设计企业双60排名中发现,领先的中国建筑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已逐渐接近国际领先建筑企业的水平。广厦集团旗下的广厦建设以年营业收入82.95亿元的业绩分别名列“2004年中国承包商60“2004年中国承包商国内业绩50的第13位和“2004年中国承包商一般建筑营业额10的第6位。
  可以说,跳出建筑做建筑是广厦在建筑业展开内外运作,不断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法宝。
  从收购控股重庆一建开始跨区域重组,广厦集团收购控股了南京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京中地建设公司、杭州建工集团、北京二建等一大批国有企业。去年,广厦在成立20周年之际又相继控股湖北六建陕西路桥,使广厦收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达到16家。通过资本运作,广厦不仅拥有了更多资质资源,从单一的土建承包向市政、水电、路桥、装饰等方面拓展,而且以资本置换股权后,摇身一变为本地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资源。
  在广厦看来,资本运作、输出机制与管理,可以在尽快占领市场的同时,整合资源提升控股企业的竞争实力。据对重庆一建、北京中地、杭州建工集团和北京二建4家被收购企业调查,至2003年底这4家企业的产值平均增长了3倍多,利润平均增长了10倍多,上交税金平均增长了5倍多,国有资产平均增值一半以上,职工收入也有大幅提高。通过一系列购并,广厦在华东、西北、华北以及海外的建筑基地形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呼应的联合舰队
  跳出建筑做建筑还跳到了建筑业以外的理性多元化范畴。比如进军建筑业产业延伸的房地产业,获利较丰而且可以省去部分投资成本、管理费用。目前,房地产业已经与建筑业一同成为广厦的支柱产业和利润的主要增长点。此外,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广厦已经初步奠定理性多元化的舞台。先后兼并、控股了上海国通公司、浙江华新影视公司、杭州华侨饭店、海外旅游公司、金华广福医院、浙江青年信息传媒等企业。去年末,广厦集团与浙江广电集团强强联合成立了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准备将文化传媒业作为重点产业。
  广厦理性多元化经营的探索,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增长点。
  民企也要讲政治
  在香港举办的这次论坛上,楼忠福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他说,要做慈善家首先要做好企业家,怀大爱心但要从小事情做起。广厦集团多年来向慈善机构的现金捐款达5000多万元,捐助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向社会公益事业投资的资金达到12亿多元。广厦集团禀承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传统,更表达了一个助力于中国国力不断增长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人们对于许多历史悠久的企业会额外增添几分崇敬。这样的企业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一个企业本身。被评为全国首届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的楼忠福希望打造的正是这样的常青企业。
  广厦集团的讲政治也颇有名气,项目党建成为广厦党建的品牌。诸如支部建在项目上哪里有项目部,哪里就有党支部,为许多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如楼忠福所说,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是对改革开放不负责任,也是与自己的资产过不去,把企业责任融入社会责任,企业的发展才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今年,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广厦集团党委已经在探讨民营企业的共产党员如何在促进企业发展、塑造企业形象、维护企业稳定等方面体现先进性,不仅要逐步消除集团内基层党组织设置的空白点,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而且要有质的提升,更大程度发挥项目党支部的积极作用。栏目主持 沙德安 王朝前
    
  作为企业家:责任重于泰山
    
  作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中国国力崛起之间的关系,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对于中国经济腾飞的作用和贡献,都是不需要讨论的。
  中国企业家群体20多年来对中国的贡献和作用,不是哪个人随便说说就可以否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也不是哪个人说改变就改变的,这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时期的试验、探索之后选择的道路。
  我在此想跟大家说一声,不要浪费时间跟那些彻底否定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争论。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人的警告,也是众多历史学家对中国人的忠告。我们中国人在过去花了太多本应该花在干实事、求发展上的时间去做不必要的争论,今天我们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美好的生活不是大家坐着争论争出来的,美好的生活是靠大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干出来的。比如,就拿企业家精神来说吧,关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我看来,企业家们看问题、做事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求真务实向前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中国企业家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第一就是做好自己的企业。做不好企业,产品质量不过关,不适合社会需求,企业发不出工资,企业员工没有饭吃,什么使命和责任都是空话。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和吃饭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像我们广厦,整个集团有100多家成员企业,5万余名职工。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这些人能够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就是我作为董事局主席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我的观点很简单,要做慈善家首先要做好企业家。
  中国的民营企业起点都非常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是靠民营企业自己奋力拼搏,不是靠歪门邪道得来的。当然,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歪门邪道的东西不是没有,但我敢肯定,靠歪门邪道的企业一定走不远的,也是不可能有发展前途的。
  当然,民营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一贯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再有能耐的人也没有发展的机会。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企业发展的环境,很多事情就不可能办成。
  所以作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必须积极回报社会。我从创业初期就跟企业同事强调:一个人有多大的胸怀,就做多大的事业。不要把赚到的钱全部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要拿出一部分来回报社会。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我也明白,中国仍然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问题都比较突出,没有富起来的中国人还不少。我们对社会的回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必须要有时代责任感,还必须继续努力。
  中国文化历来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成为文化传统的东西,而且是好的东西,是融到血液里的,是轻易拿不掉的。这就是中国企业家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与中国国力崛起论坛部分嘉宾发言摘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博士: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着如何国际化的重大课题。现在已经有部分中国民营企业正在进行着自己的国际化计划,比如TCL、联想收购世界500强企业的案例,以及楼忠福先生的广厦集团,一直在推进着自己的国际化战略。
  从整体上讲,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从1978年世界排名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及德国。中国的GDP也由1978年的世界中下游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6位。但是,中国企业所从事的都是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生产,技术含量不高,企业竞争力比较弱,跟跨国公司的差距都比较大。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竞争力很强的跨国公司,是很难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因此,中国也意识到要抓紧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张浚生:在浙江省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浙江的民营经济已经实现了第一次的跨越发展。
  但总体而言,浙江民营经济绝大多数仍然存在规模小,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也不强,产品附加值低,经常发生恶性价格竞争等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面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我们往往不具优势。因此亟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实现二次飞跃。
  以民营企业创新、创业为核心和基础,实现全省民营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内聚式向开放型的转变,以素质提高带动数量的新增长。为此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倡导以企业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革命;推动民营经济的产业组织创新,营造市场势力;培育创新型、科技型企业;要把改善创新资源要素供给放到重要战略地位上来。要利用好浙江民营企业已有的资源、机制等优势,引导民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学习外企管理模式,进行合作研发。政府要为民营经济二次飞跃创造良好环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上,这包括切实增强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做好各项政府应承担的服务工作,提供产权保护、教育培训、市场监管和利益协调以及废除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努力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优化民营经济的平等竞争环境。
  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中国经济腾飞和国力崛起的20多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茁壮成长的20多年。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既是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渐出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离不开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群体,按照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看法,企业家不但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且他们的创新是经济得以发展和社会得以进步的核心力量。
  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健旺企业家精神的杰出华商代表之一。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代企业家,楼忠福的人生经历、创业经历的艰难程度和传奇色彩,可以跟香港第一代企业家媲美。
  《中国力量》以大历史的视角,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将出生于1954年的楼忠福的人生命运经历和创业经历放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来叙述和解读。从他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他以及很多和他一样优秀的内地企业家身上杰出的精神品质和企业家精神,还可以见证新中国第一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正如本书作者香港商报首席记者龙镇洋和总编辑助理周建顺所说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记录楼忠福,不是记录他个人的成功史,而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一个社会必须容纳的群体和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力量。
  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同时,也是内地一批著名企业家创业的20周年——楼忠福、柳传志和张瑞敏等内地著名企业家都是在1984年开始创业。回顾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国内地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壮大,离不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反过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令世界惊诧的经济奇迹,中国综合国力自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迅猛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稳步提升,也离不开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蓬勃生长和壮大。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竞争。企业,或者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竞争,最终表现为企业力量,或者说企业家力量的竞争。环顾全球,哪个国家的综合力量最强,哪个国家必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作者把中国企业家力量看作支撑中国国力崛起、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中国力量,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深刻看法。
  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香港,认识企业家的巨大贡献和作用、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意义重大的事情。
  21世纪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如果不想错过这个机遇,我们的社会就必须与时俱进,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要与时俱进,我们的文化必须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




    
《浙江日报》 2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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